“雅歌”的荣耀——中国文人歌咏的文化传承与现代转型

闻弦歌而知雅意。

与诗三百、楚辞、古诗十九首、南北朝乐府诗以至唐诗宋词元曲等古典文学华彩篇章一脉相承的,是中国文人歌咏绵延千年的艺术格调和审美情趣。文人之歌咏唱和,蕴藉着别具一格的中国文脉与文化精神。这种传承在“五四”时期,在与西方文化、西方音乐的碰撞交融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今天的我们,当以何种方式实现中国文人歌咏的现代转型?

(一)

我享受过一次真正的中国“好声音”,是在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大楼内的“勃拉姆斯音乐厅”。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全球首演“中国雅歌”(chinese yage)室内声乐音乐会,上半场是中国当代“艺术歌曲”,即赵元任、黄自、萧友梅、刘雪庵、廖尚果等人在20世纪上半叶创作的“文人”歌曲;下半场在中国作品《良宵》和《二泉映月》之外,范竞马和女高音歌唱家李晶晶演唱了德国民歌二首及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极乐》与《鳟鱼》。即便在挑剔的维也纳观众眼中,这也是一台品位高雅又气氛轻松的音乐会。

雅歌(yage),是范竞马为中国艺术歌曲起的“洋名”,此“雅歌”之“雅”乃上溯至“诗三百”“风雅颂”之“雅”。“雅歌”所代表的是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绵延千年的艺术格调和审美情趣。从“诗三百”到楚辞,从古诗十九首到南北朝乐府诗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等皆为中国文人雅士的擅长,它们无不与音乐形影不离甚或水乳交融,即所谓诗词琴曲皆为一体。此文人之歌咏唱和,是为“闻弦歌而知雅意”之“雅歌”,然其以何样声音唱出、以怎样的方式传播,如遗珠散落,湮不可考。


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文人雅趣,在上个世纪初叶的中国,机缘巧合地披上西洋乐歌的外衣。自晚清开始的西学东渐至民国年间既成气候,一大批专攻语言及音乐的知识分子(他们亦是现代中国音乐的先行者)于西方学成归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们身上的表现,便是以汉语入词、以西方调式配歌,其佼佼者及代表人物有赵元任、黄自、萧友梅、廖尚果等。为他们作词的往往是易韦斋、韦瀚章、龙榆生、刘天华、刘雪庵、徐志摩、潘孑农、周无若这样的诗词大家。其歌与词所凝聚洋溢的真情实感及风雅趣味,一反传统的工整精巧而变得自由奔放,特别是在乐思上丰沛写意、不拘一格,其脍炙人口者如“叫我如何不想她”“听雨”“思乡”“红豆词”“玫瑰三愿”“踏雪寻梅”“花非花”“相思曲”“海韵”等。它们或谱写于书斋、首唱于沙龙,或起意于即兴、闻播于唱和,其歌乐形态既不同于古曲新调,亦有别于民歌俗曲。它们是新时代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们虽披着“洋歌”的外衣,却自内向外散发着文人的雅趣——既感时伤怀,又积极奋进,有爱的致意、爱的表达,还不失含蓄比兴、幽默风趣。它们于民国年间流行一时,最近几年在大陆乐坛亦颇有复兴之势,先后有优秀声乐家开过专场音乐会。2012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纪念赵元任诞辰120周年”音乐会,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思考引入音乐创作,推动了对中国文人歌咏独特唱法的探寻。且不说那个时代,国学大师赵元任等发乎性情、直抒胸臆谱写的数百首歌曲其实大多已经湮没,那些在华人世界广为传唱的“历史歌曲”,又有几人能够认识其历史价值和学术内蕴,以及渴望融入西洋主流声乐体系的“伟大雄心”

(二)

在中国声乐领域开创“中国雅歌”的事业,便是源于一个全新的艺术命题——建立一种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基础、能与西方音乐艺术融通与对话、兼具原创性和深度表现力的中国歌唱艺术。这是在对中国文人歌咏历史传承基础上,再一次现代转型。

在这一次的发现、传承、转型、实验中,作曲家邹野为“中国雅歌”的配乐尤其值得称道。他力图接近德奥19世纪晚期的风格,体现作为歌曲伴奏的音乐交响性、对应性和技术含量,凸显了赵元任、萧友梅、黄自等所追求的“洋味儿”。在维也纳、林茨、巴德伊舍尔和布拉迪斯拉法的音乐厅,当“雅歌”与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或者德奥民歌出现在同一场音乐会时,它带给异国听众的突出印象便是一个同等境界、同等水平和同等品味,但又来自不同地域与民族的“艺术歌曲”的集聚。在这样的集聚中,语言获得了最高级别的尊重,它被成熟的音乐规范了发音。诗,成就了音乐;音乐,赋予诗声韵的穿透力。汉语,在音乐中显现了它的美妙、它的音韵的魅力。

“雅歌”希望能够做到德国20世纪伟大的男中音歌唱家迪特里希·菲舍—迪斯考那样,通过考究的语言和诗意的吟唱,提升到熔高贵语言和典雅歌唱于一炉的圆融境界。这种诉求,既是对诗歌和精神深处理性的探索,也是一种现代心灵的诗意表达。


每个中国人或者具有一定汉语基础的人都可以轻松学唱“中国雅歌”。范竞马与合作者研究并确立一种近乎标准化的演唱方法,它既不同于西洋“美声”,又有别于“通俗”或“民歌”,它不以追求歌唱的技巧和难度为目的,尤重于词与音在对应精准的前提下达到唯美的和谐。通过文人内在世界和返朴归真的咏唱,在诗性的歌唱中,把对汉语的审美提升到音乐美学的高度。在服从汉语的语音规则与特性的前提下,以科学、统一、规范的发声方法为支撑,把中国歌唱艺术以既高贵又通俗、既考究又自然的形态呈现于音乐舞台,希求超越东西方“诗”与“歌”的审美差异与偏见,取得精神境界层面的和谐统一。

器乐部分,是“中国雅歌”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除了邹野的精湛配器,中国爱乐乐团的钢琴与弦乐五重奏组呈现了高水平的室内乐之声,完美而自然地连接了“玫瑰三愿”和“鳟鱼”之间的美声意境。在这种高品质声音的铺陈及唱和中,“雅歌”艺术得到富有情怀和意蕴的发挥。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刘东教授声情并茂地朗诵徐志摩的叙事诗《海韵》之后,赵元任谱写的谣唱曲将故事的叙述层层深入,饱满的情感跌宕起伏,营造出动人心魄的戏剧效果。此刻,恍如置身19世纪末维也纳的艺术沙龙,聆赏配器大师马克斯·里格尔为舒伯特艺术歌曲而改编的乐队伴奏。

(三)

在奥地利和斯洛伐克的每一场“中国雅歌”音乐会之后,我听到最多的听众评价便是——这些来自中国的歌曲非常熟悉,它们和舒伯特、勃拉姆斯一样美,是能够听得懂的音乐。甚至有一位音乐学院的教授疑惑地问我:你确定这些歌曲都是中国人在几十年前谱写的?它们太令人感动了!

中国人演唱中国人创作的歌,竟然令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的听众产生如此强烈的认同感。是不是可以说,近百年前中国歌曲的世界之梦,如今可通过“中国雅歌”而抵达梦圆之时?

在当下全球化的时代,以相同的层面与高度,寻找具有国际审美尺度的艺术实体和表达方式,既可以含蓄而真实地体现中华民族内心深处高贵而骄傲的文化品位,又能自然地被世界所容纳所接受。这是“雅歌”诞生的愿望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歌乐在全新背景下“走出去”的有益尝试。

我们深知,“中国雅歌”发展之路仍很漫长,曲目的积累、歌词的选擢、表现形式的丰富多样性、规律的探寻、标准的确立、传播的广度与深度,这些需要更多音乐人的参与,需要声乐家和器乐家的身体力行。当我在2013年底的一场“雅歌”音乐会上,听到年逾七旬的作曲家高为杰为三首元曲谱写的“雅歌”,听到抒情花腔女高音张怡以款款深情唱出“玫瑰三愿”和“春思曲”时,我看到了“中国雅歌”在这片土地上的萌芽。

“雅歌”,作为连接中国歌唱艺术传统与现代的纽带,既代表了高速发展的中国所需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情怀,又承续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新状貌新内容。它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是中国的歌声,也必然是世界的歌声。